在文化大革命初起时，他便向江青密报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在上海毛泽东和江青的住处安装窃听器;“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他诬告“二月逆流”的主将谭震林是叛徒;“杨、余、傅事件”发生前，他又给毛泽东、林彪报送材料，称空军政委余立金在皖南事变中曾被俘叛变，致使这三人都身陷囹圄。江青多次夸奖他“立了新功”，并要为他“记功”。就连对他有大恩的周恩来，他也没有放过，把周恩来是叛徒的《伍豪启事》密报江青，给后来得悉此事的周恩来造成很大精神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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