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大纪元》引述中共前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次子罗宇爆料称，中共的供给制度早在延安时期就存在了。1941年，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严格的等级供给制，就有了大、小灶的规定。
当年延安的高级知识分子王实味就曾撰文感叹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九等〞，病人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但〝颇为健康的‘大人物’〞却一直在〝非常不必要、不合理地享受〞。
罗宇介绍说，到了1955年12月，北京市成立了由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公侠、彭城等9人组成的特种供应领导小组。因此就有了一个保密的〝北京市食品供应处34号供应部〞，简称〝34号〞，因其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锡拉衚衕34号而得名。
罗宇介绍道，〝34号〞是一个小院子。〝就是你进去的时候要经过一个门洞，然后有人看一下你那个卡。进去了以后正房就摆着一溜卖东西的柜子，很小。〞
他说：〝一家一个证，大概是部级以上的干部有这个‘特供证’，就像一个小户口本一样的，拿那个证去买，定量供应，写你今天买了三瓶，明天买了两瓶，这样就买好了。〞
1960年5月，北京百货大楼四层还设立了〝特需部〞，专为中共高官家族提供稀有的食品和商品，而普通百姓只能上到三楼。
即使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中共官员也能获得超过普通市民的配额供应和紧俏、优质商品。据中共党媒《国家人文历史》披露，当年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当局建立了一个专门供应副总理以上高官和部分老中央委员的香山农场。
而据《炎黄春秋》披露，大饥荒期间负责〝特供〞任务的是北京第二商业局，下辖几个专用生产基地，包括规模较大的巨山农场。
罗宇表示：〝就是共产党的革命破坏了生产力，粮食少了，没东西了。然后为了保证上面的一小撮人，就搞特供。〞
罗宇继续介绍说，胡耀邦上台以后，把特供取消了几年，然后市场上什么东西都有了，也就不叫特供了。后来的特供主要是毒食品的问题。
罗宇表示：〝这个特供它的不合理性在于，你既然能够在一定范围内保证没有毒的东西，那为什么不涵盖全民呢？那就是腐败。〞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2005年4月，中共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专门为中共94个部委高官提供优质食品。那些特供食品，分别来自于〝国务院后勤基地、中央警卫局农场、武警边防后勤基地和遍布全国13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的生产基地〞。
报导说，特供食品的条件非常严格，都是真正的有机食品，蔬菜、水果、家畜一律在自然环境中生长，不使用化肥、农药、激素、化学添加剂、防腐剂，不使用转基因技术。一个环节不达标就不能入选特供产品。
（记者桓宇报导/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古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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